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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于天,即寿永昌

受命于天,即寿永昌 (第2/2页)

公元420年,晋恭帝禅位于刘裕,玺入宋。后历齐、梁,至梁简文帝时,侯景叛乱,夺传国玺。侯景兵败,部下侯子鉴定其玺,走江东,因怕追兵赶上,将玺投入建康栖霞寺井中,为寺僧永行所得。陈永定二年(558年),永行北子晋智乃以传国玺献陈武帝。(《五代会要》)
  
  隋文帝灭陈,从陈后主处得传国玺。隋朝末年,隋炀帝携带2传国玺南巡扬州,在江都被缢死,玺属宇文化及。宇文氏兵败,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传二百七十余年至昭宗。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废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携传国玉玺登玄武楼。石敬瑭陷洛阳,李从珂自杀,于是传国玉玺失踪,又成就千古疑案。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一千六百余年。可是从此不知所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这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传国玺”不断问世。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咸阳县民段义在河南乡掘地得一宝印,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次年正月送至京师,经蔡京等辨识,确认为秦制传国玺。三十年后,金俘徽宗、钦宗二帝,宝玺也被金人掳去。
  
  元世祖至元年间,太师国王之孙、通政院使硕得死后,妻子病重,儿子只有九岁,家境艰难,遂以家藏的一块宝玉托御史台通事阔阔术拿到市上出售,因非寻常物制,无人敢买,后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只见“乃黝玉宝符,其方四寸,螭纽交蟠,四可边际,中洞横窍,其篆画作虫鸟鱼龙之状”,经监察御史杨桓辩认,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是又被确认为秦玺。但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明初朱元璋以布衣而得天下,他听说元朝得到过传国玺,并已被元顺帝携逃大漠以北时,便不惜遣徐达带兵数十万入漠北,以期夺回此宝。大臣解缙还为此上表请罢兵戎,以利百姓生息。后来李文忠二次远征,俘虏了元后妃和诸王,得到了一些宋元玉玺,但却未见传国玺的踪影。
  
  某年,在漠北地带,有一位牧羊人见一只绵羊老用蹄子在地上刨。挖开一看,发现下面埋着一块晶莹碧透玉玺。他将它献给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也鉴定为“传国玺”。消息传到漠南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耳中,他因是成吉思汗嫡系后裔,早怀恢复祖业之志,一闻此讯,即率二十万大军来攻,经过一场血战,果然夺得玉玺。
  
  明弘治十三年,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传国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竟被后金太宗于“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太宗由此“乃定立国计”,改“金”为“清”国号。
  
  清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皇太极派他的弟弟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玺投降。但皇太极得玺一看,才见上面刻的是“制诰之宝”四字。原来不是秦玺,而是汉元帝命昭君和番时送给匈奴王的一颗羊脂玉玺。可是,皇太极还是对外宣称他得了传国玺,并正式改国号为“清”。清朝乾隆年间,此处禁城内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玺,放在正中的一方即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宫中一直说它是传国玺。但公元1746年乾隆皇帝钦定二十五宝时,把它确定为膺品。(《日下旧闻考》卷14《国朝宫室》)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他带出皇宫的惟一一方玉玺,也就是皇太极所得的这方刻有“制诰之宝”的玉玺。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可惜未得。溥仪从伪满洲国皇帝变成战犯押往前苏联,又转押回国,这玺都一直放在他随身皮箱的夹层中。直到抚顺战犯所,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他才取出这颗宝玺交给了国家。遗憾的是这并不是那和氏璧所作成的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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