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为谪仙人的诗人 (第2/2页)

对自我身份的恐惧，以及由此开始的李白对自己虚张声势的炒作，使李白的身世成了一出传奇小说。面对暧昧不明的身世，李白开始了胡言乱语，一会儿自称陇西布衣，一会儿又说是蜀中，一会儿又自称其先祖亦是皇族，可谓云山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这里面必有惊天的骗局，李白，包括其族叔、为他的《草堂集》写序的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都在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什么，而为其撰写墓志铭的诸人更是为尊者讳，闭口不提李白的家世问题，他们合谋把李白的家世变成了糊涂账！
　　
　　当然，最敏感的还应该是李白自己。对自己的身世，李白终生讳莫如深，不得已的关于出身的表述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分明是做贼心虚，色厉内荏。可能连先夫人梦长庚之类的传奇也是李白围魏救赵的调虎离山之计，人们对虚妄东西的兴趣总是高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李白好酒，并往往“斗酒诗百篇”，这可能是他前言不搭后语的原因之一，可是，就算喝得烂醉如泥，李白还是没有把真相说出来，可见，即使在酒后，李白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持守着机密的底线。酒后喜欢乱说、“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居然将身世秘密隐藏了一生，结论只能有两点，一是李白自己也不知道，二是李白不愿或者不能或者不敢说出。
　　
　　李白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不折不扣的无所皈依的孤儿。
　　
　　李白是一个时代的孤儿，是大唐帝国的孤儿。
　　
　　身世之谜，这一点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诸书对科举的记述，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全部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据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经过初选，这些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五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死他乡，谈何迁葬？仅仅一桩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李白，天纵之才李白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了李白的前半生。李白“三无人员”的国家和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因此，李白切肤之痛地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卧龙先生说的，当不得真。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
　　
　　还有一条佐证。李白父亲潜回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家状所要求的“籍贯及三代名讳”，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编造不出来的，李白具家状，说不定反而泄露了可能的胡人身份！这就有可能戳穿李白制造的皇室宗亲的身份，对他攀龙附凤岂不是一大打击。所以李白父亲不是“不求禄仕”，而是没有办法求。李白父亲选择了“高卧云林”，而李白，则选择了“干谒”之途；“高卧云林”恰恰反衬出了李白的热衷功名。他哪里是“不屑”科举啊。后代的文学史家们就这样谬托知己，臆造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
　　
　　好在这一切随着李白声名日隆，天宝二年，这位被他自己反复念叨的“凉武昭王九世孙”，经皇上特批准隶于宗正寺，亦被编入皇族户籍管理。即使这样，李白到底是不是凉武昭王的后裔这一问题，皇室也从来没有给予过明确的承认。
　　
　　因此，对功名的渴求，使李白放弃了基本的尊严，走上了“干谒”的华山一条路，开始了自我人格摧残的漫漫长征。每一个可能联系得上的官僚都成了李白的救命稻草，韩荆州就是这样走进李白视野的。对韩荆州这个平庸的官僚，李白居然不惜著文一篇，极尽吹捧之能事。在以后的岁月里，李白长期隐居终南山，甚至公开宣称自己隐不绝俗，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曲线救国的底线甚至都抛弃了。
　　
　　如果除去身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不说，李白视科举的大道为耻辱，就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放着科举的大道不迈，任由自己在歧路上愈走愈远，这样的思维很难令人理解。进士出身是国家的最高认可，李白却视之如敝履。也许作为成名英雄的自我定位，使他不愿意面对哪怕有一丁点儿风险的挑战；也许他感觉自己等得起，却输不起。说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说什么“今朝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现实的科举已使李白视若畏途。
　　
　　也许，对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还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是李白对自己的实力没有自信，对匿名改卷的科举却如此心存畏惧，这里面或许包含了对主考官发自内心的疑虑。后代的蒲松龄不是终其一生都没有走通科举的死胡同么？
　　
　　以其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任新科状元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却淘不尽李白这位从没走进过科场的寂寞英雄。
　　
　　更多的时候，也许李白仅仅只是做出了一种姿态，一种欲擒故纵的姿态，“纵”是形式，“擒”是目的，当“擒”总是难以如愿时，“纵”的姿势中的诗意就慢慢地消磨殆尽了。
　　
　　悲苦还不止于此
　　
　　李白的祖上迁至碎叶，可以想像，如果不想近亲结婚而又不愿绝其子嗣的话，李白的祖上只能与异族通婚，所以到了李白这一代，即使不是胡人，但李白身上到底含有多少异族的血统已很难界定。作为例证，在李白流传下来的肖像上，似乎就可以看到胡人的影子。然而，东土大唐的文化、心理、民族的强大吸引力，终使其父走上了“潜还广汉”的无尽长途。沿用正史的说法，之后李白在四川出生了（尽管回到了蜀中，但李白的家庭显然还保留了双语环境，古人的各种笔记中大量记载了李白通胡语的事实，应该看作李白家庭操双语的证据）。就这样，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混血儿，因特殊的机遇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生存环境之中，一个汉胡不明的天才，被抛入了大唐这个茫茫大海，开始了他的孤儿生涯。
　　
　　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李白之父李客（“以客为名”），经历几代的流亡，终回父母之邦后，其内心的惊惧与惴惴不安使他寝食难安。逝者难谏，来者可追，李客全面分析现实处境和危机后做出的重大抉择，就是让李白通过出仕重振家庭雄风，斗胆指天枝以复李姓，就是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惊天的脑筋急转弯！在蜀中清冷的冬夜，李白父子一定有过无数次的通宵长谈，以至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样的长谈增加了李白的使命感，同时也加重了李白的孤儿情结。
　　
　　李白父子确定的计划是跨越式发展。李白盼望通过自我炒作赢得别人的崇拜，并且非常完美地达到了这一最初目的。李白以一次次注定会成为绝响的亮相，一步步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
　　
　　从出道那天起，李白就开始了夸张加豪语的生涯。
　　
　　少年时他说：寄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及长，他说的更多：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
　　
　　中年时，他说：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
　　
　　临终时他说：大鹏飞兮振八裔，中间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
　　
　　李白用豪言壮语包装自己，目的就在于掩饰父子两代的内心恐惧，掩饰这来自于生理和心理的对孤独的反应。因此，与其说李白是在夸张，毋宁说这是李白自出道以来的话语策略，用意绝非仅仅为了赢得几声喝彩。李白以奇兵突袭的方式寄寓了重整家业的希望。
　　
　　但李白的许多话只能姑妄听之。诗才从来和将才是两回事，诗才和将才、帅才如隔两重山，古人笨蛋之处就在于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一通百通。唐朝以前和以后故作壮语的文人多了去了，如辛弃疾、文天祥之流。对辛弃疾、文天祥等人，我们应持有基本的敬意，但对他们文学之外的水平也应该保留起码的怀疑。
　　
　　李白的方法是把自己塑造成“愤青”，说几句“才力尤可倚，不惭世上英”之类的空话，标榜自己的倚马可待之才，以此来哄骗自己和同代的追随者，当然更有后代那些媚骨顿生、傲骨渐无的文人，让他们知道曾经有人那样活过。
　　
　　在无功可居、无禄可吃、无恋可失之时，李白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将功成身退，岂不让高力士人等笑掉大牙！文章写得好就治国治得好，岂不是诡辩？其实文章写得好连**会不会做都是应该打问号的，只是李白错误而不幸地出生在了诗学是显学的时代。这样的错误由来已久。
　　
　　为自己怪异的身份寻找国家认同的基本诉求，拖累了李白的一生，使得作为经验主体的李白从来没有尝试过对生命的超越。李白被束缚在经验的世界上，导致了他终其一生都“在路上”的命运。
　　
　　正如李白无法说明自己的身世一样，李白在文化上亦是平地起波澜。李白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孤儿。他以嘲笑传统的偶像为业，为荣，轻尧舜，笑孔丘，标榜自己“平交诸侯，长揖万乘”，佯狂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李白是天才的诗人，更是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在精神谱系上，李白—这位“谪仙”是没有双亲的，他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另类，几千年来，无人可与比肩。李白看重的是过程，看重的是过程中间的快感；李白是一个充满无限好奇的人，自身亦充满了悖论。这样的人物也许只有在盛唐才可幸运一见。李白是无法克隆和模仿的。因此龚自珍评价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前者洵为至论，后者嘛，自然又是文人的夸张之辞了。
　　
　　李白出身中亚这点大堪玩味。李白身上漫溢着惟胡人才有的浪漫和豪情。因此，尽管李白终生都在回避，但混血儿应该是李白的真实身份。被抛入大唐的混血孤儿李白，历尽无奈，饱经炎凉之后，确立了一种崭新的人生取向。为了自我保护，他穿上了“谪仙”的外衣。
　　
　　在“谪仙”的外衣掩盖下，李白迈出了寻找社会认同的脚步，同时，也踏上了一生寻找精神参照的历程。在人生的萧瑟秋风中，李白终于失望地发现前尘如梦，旧欢似水，体验了，寻找了，梦醒时分，等待他的却是失落后的一往情深。甚至这个偌大的世界上，居然没有一个可以配得上自己去爱的人。世界在假惺惺的温情中关闭了最后一窗扇。李白只好爱自己，开始了辛苦的自恋。
　　
　　在无法回返的时光中，李白自恋地重复着他人赠与的谶语般的两个字—“谪仙”。现实的伤痛和磨难被一点点激起，孤儿的身世之叹悄悄地涌上心头。一生中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李白借酒浇愁，孤灯不明思欲绝，梦魄不到关山难。对影成三人的诗意，无法抹去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无奈。床前的一丝月光就可以击倒笑傲江湖的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是一个既没有现实家园又没有精神家园的人，李白到处游历的目的就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李白在寻找同类，李白在寻找真正的认同，因此，学道，求仙，读书，击剑，结交豪侠，只是李白寻找参照的一个个表象。还记得崔健的歌声么：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像对李白的嘲讽啊。
　　
　　当目的和动机越来越清晰后，李白对适用工具的寻找自然就提上了日程。这注定了李白诗歌和文章的功利性目的，当然更直接成就了李白的诗歌和文章，却也使李白在风驰电掣的文字中产生了轻度的眩晕。诗歌，文章，对李白而言永远是工具，李白从来没有把诗歌文章看作神圣之物。他可以为狗屁官僚韩荆州写遍是谀词的情书；也可以为二奶杨贵妃连写三首淫词艳曲的《清平调》；为貌丑的永王李璘，可以写一大堆《东巡歌》。李白并不珍惜这些，用民间的话说，这些东西“不是米，也不是面”；用李白的话说，是“万言不值一杯水”。在拔剑四顾心茫然的长夜，写一写又何妨？李白其实倒真是垮掉的一代。
　　
　　一生中，除了诗歌文章，李白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而诗歌文章，对他又从来都不重要。李白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身世上的孤儿，到文化上的孤儿，再到心理上的孤儿，李白的一生都没有脱开孤儿的阴影。临终时，李白选择了最后一次出游，这时的李白是彻底的孤独。没有信仰的人是可耻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李白始终没有找到那一块红布，能让李白骄傲地说：你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我看到了幸福。千年之下，李白无限痛苦地眺望着崔健。
　　
　　从南陵遇雨归来，病倒在族叔李阳冰的家中。李阳冰作为族叔的身份，对李白来说是可以抓住的最后一丝温暖。一个孤儿在历经沧桑之后，终于在安徽当涂，找到了一个稀奇古怪、假冒伪劣的族叔，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任秋雨一遍遍冲刷李白的无奈与哀愁，任秋风一遍遍吹拂着李白墓前的青草与黄土，所有这些，李白都已无法感知。李白躺卧在久违的温情之中，一个孤儿完成了世俗的认祖归宗的过程，这可能是李白惟一能抓到的东西。
　　
　　因此，除去诗才之外，杜甫和屈原都是可以学的，而李白却是不可以学的。李白确立了一种极致的境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李白的同类项，包括苏轼。
　　
　　人生几度悲凉！
　　
　　孤儿自怜又何妨
　　
　　李白之前之后，有的是诗圣，诗鬼，称为仙的几乎没有。但李白的金身不是造神者造出来的，李白在几乎没有任何参照的封建时代突发异声，实现了做人和作文表面上的高度统一。但这种统一是被动的，它带给李白的是无尽的迷惑和伤痛。李白以迥异的生活方式不情愿地完成了一首诗，和苏格拉底、斯宾诺莎、萨特、维特根斯坦等本身就是其哲学的一部分一样，李白也变成了他诗歌的一部分。
　　
　　因此，从表面意义上看，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仅有的几个将做人和作文天然合为一体的诗人之一，他像一个行为艺术家一样到处行走，他以诗歌闯过一个个禁区，从皇宫到山林，处处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李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一次次推向极致，他以浪游的脚步丈量着华夏大地的长度和宽度。
　　
　　李白是个过把瘾就死的天才，醇酒，妇人，文学青年和老年的崇拜，纸醉金迷的生活，千金散尽的豪情，也许没能尝试的就是现实的权柄所带来的快感了，权力对李白应该是最后一个围城。
　　
　　王安石说李白诗“十句九句，妇人、酒耳”，显然是王安石的个人审美素养出了问题。女人和酒从来都不是李白真正钟情的东西，李白做的一切都是姿态，李白无非在用行动证明，自己这个生于公元701年的世纪天才，是响当当的垮掉的一代的祖师爷。醇酒妇人固然是李白的所爱，但李白并没有以醇酒妇人为目的。从生理上说，醇酒妇人是比**要好一点的东西；从心理上说，在李白那里，醇酒妇人和《与韩荆州书》一样，在于引起世人的注意，通过这种大张旗鼓的造势，强化自己身上并不存在的光环。对王安石的小人之议，李白曾预见性地提前予以反击：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王安石啊王安石，听听你的榜样杜甫是怎样说的吧：咿呀……尔曹身与名俱焚，不废江河万古流！
　　
　　李白念念不忘的是实现个人的充分自由，尽管李白追寻自由的方式可谓缘木求鱼，但目的是明确的。还是老杜一语中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自恋并突围着
　　
　　现实的权柄所发射出的无限光芒吸引着李白，可是“世人皆欲杀”的恐怖高墙圈定了李白的空间，无奈之下的李白开始败走民间，在敌后创立了自己的战场。从李白开始，文人才真正构筑了属于自己的江湖，文人的江湖才开始和武侠的江湖分庭抗礼。
　　
　　除了诗才和傲岸的人格之外，李白更像一个自大狂。李白的存在，好像是为后人树立潇洒的典范和尺度。同时，李白如同诗歌江湖上的黑老大，确立着江湖的规矩与黑话，行话。即使面对黄鹤楼这一艰难的同题作文，他还是决绝地喊出了“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千古绝句。
　　
　　唐朝诗人似乎都爱击剑，这可以看作诗歌江湖对武侠江湖的继承和汲取，但这更像一个标志，以此来证明文人江湖的真实存在。更多的时候，李白的游走更像是巡视。既是出巡，每到一地都当留下墨宝。李白不停地游走，这可以理解为对文人江湖的检阅。李白带着迷人的笑容，一次次在故人庄上豪饮，俨然是江湖黑道的中小型聚会。李白的到来给各地提供了虚荣和狂欢的机会。他们的见面会不会像智取威虎山的见面已渺不可寻，但李白却实实在在以地这种方式验证他作为文人江湖领袖的实力。李白在政治、江湖之外开辟了第三个战场，他不自觉地创立了一个流派。
　　
　　但文人江湖的创立以及辉煌成功，恰恰证明了李白自身的失败。因为它揭示了江湖与庙堂、文人和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李白恰如一个标本，展现了这种冲突的不可调和性。
　　
　　其实，自始皇帝焚书坑儒，而汉朝又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文人就学会了“懂得规矩”，懂得规矩作为一种种族的文化记忆，直接存入了中国文人的遗传基因，使文人在暗夜中能看到现实的壁垒，并学会避让三舍。李白的飞扬跋扈、穷凶极恶，只能反映其智商和情商的极端偏差。想在体制内保持特立独行，无异于痴人说梦。体制的强大功能就是整齐划一，体制是道流水线，从这道线上下来，只能面对两种结果，要么是正品，可以被码放在任何角落，要么是次品，永远出局，如李白。
　　
　　为狗进出的洞敞开着，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
　　
　　后世据说不世出的伟人不是说了吗，文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寄生与被寄生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什么特立独行，什么冰清玉洁，在国家意志的铜墙铁壁面前都是扯淡。文人江湖正是这样为文人的政治失败提供了山林。
　　
　　李白以自己的失败对秦汉以来的文人进行了总结，这种总结不但全面，而且异常深刻。
　　
　　其实在很多时候，救国的往往是曲线。但李白信奉的什么不屈己、不干人的信条，在那个时代，显然是碰壁之后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抚摸。所以自李白之后，中国历史上真的少了李白式的夸张与狂妄，少了即使是故作的豪言壮语和歇斯底里。李白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自辟蹊径，从而成为独立的参照，独立在盛唐的秋风里，看大江东去，浪遏飞舟。李白以其迂腐和狂妄成全了后代的文人，使他们真切地意识到，在国家意志这一道坚强的体制壁垒面前，过度的撒娇和做作会带来什么直接后果。
　　
　　李白的终生撒娇和做秀，透露了他缺乏的其实是实践精神。李白为自己预设了一个桃花源，他幻想的自由是没有限度的，关于虚名的念想却为他带来了实际的灾祸。如同一场足球赛，球场上不可能为任何人准备一个空门，让你拔脚怒射。只要你踏上足球场，你就必须迎接裁判的无耻黑哨，同伴的自摆乌龙，可能的人身伤害……仅仅拥有华丽的脚法和滔滔的辩才都无济于事。正如施拉普纳所言：如果你不知道球该往哪里踢，那就往球门里踢吧。米卢也曾倡导过快乐足球。只是李白显然没有揣摩到其中的奥妙。李白不会为现实的一切改变。李白戴了一副虚拟的眼镜，看待世上的一切；世事在他眼里变形了。这种变形又是那样可怕，可怕到一切必须以李白观点的改变而改变。“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可以看作李白的“愤青”宣言，因为在任何时代，做“愤青”都是最省事也最过瘾的事，当然，结局也最危险。
　　
　　但是李白的愤怒却难敌时光的流逝，盛唐的秋风一阵阵吹过，吹老的不仅仅是李白的躯体，吹老的还有孤独的三千丈白发。所谓“谪仙”的虚名，不能为李白带来一丝一毫现实利益，反而如影随形地误了他的一生。“仙”字的定位，使李白终其一生只能围绕天姥山、庐山之类的名山打转，如同鬼打墙般难以走出蜀道难的现实困境。
　　
　　李白名声鹊起，靠的是《蜀道难》。《蜀道难》里有对时局敏感的觉察，后人甚至站在事后诸葛的角度上逐条证实此诗全盘暗合了安史之乱的史实，可这样的马后屁并不能为李白的政治生涯加上多少分数，李白甚至不能拿出半篇《隆中对》之类的惊世分析。除了审美，朝廷难道能从《蜀道难》中读出安史之乱么？从被赐金放还那一刻起，李白与政治的关系就被彻底切断了，李隆基站在时代和政治的高度对李白作了全面考察，并为之设定了法律出口。李白早已被政治疏离。在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权倾天下的天宝七年（748年），正值壮年的李白远在江苏、安徽浪游；公元756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杨玉环马嵬坡香销玉殒，唐玄宗避难蜀中，李白却在剡中闲居，闻兵乱后则逃往庐山屏风岩隐居。看！李白就是这样把握时局的。在每一个改写历史的伟大时刻，李白总是被动的逃兵；而当壮剧结束，闹剧开锣之时，李白却往往又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而这仅有的一次半粉墨登台的机会，却直接导致了李白的人生悲剧。这就是心雄万夫的李白的作为，李白的“不惭世上英”之类的话更多的时候只能是自我欺骗。
　　
　　在没有李隆基的朝代，李白的撒娇便不合时宜。
　　
　　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
　　
　　李白是一个自恃持有金刚钻的超级天才，可是从出生到去世，他却一直没有揽到一件像样的瓷器供他施展拳脚。岁月悠悠，时光荏苒，在生命的尽头，等待李白的是一件瓦釜，而这件瓦釜却差点葬送了李白的一世英名。
　　
　　其时李白已年近花甲。不服老可以，却无法改写李白政治上是侏儒的可怕真相—尽管标榜“心雄万夫”，尽管已是风烛残年，愿赌服输的李白却要和命运做最后的抗争。最后的半次参与政治是李白人生的一次回光返照。
　　
　　天宝十五年（756年），玄宗西逃成都，“天子遥分龙虎旗”，李璘、李亨诸王子分封各地，永王李璘出镇江陵，奉玄宗之命，以抗敌为号召，于江陵起兵。太子李亨却置游戏规则于不顾，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一个月后，太子登基的公文才传到玄宗手中，玄宗不清不白、不情不愿地成了太上皇。次年正月，永王经过浔阳，遥见李白立于庐山之上猎猎生风的诗歌大旗，便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力聘李白入幕府。入幕之后的李白拿出的不是《隆中对》，而是厚厚的一沓《永王东巡歌》。在该快板诗的第二首，李白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直至此时，他还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平定叛乱。但没想到胡沙未静，永王即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
　　
　　李白出任永王幕府，是那块埋在李白体内，当年玄宗“亲为调羹”的麻醉纱布作用的又一次发挥。旧恩旧情，使李白对时局的分析能力备受影响。因此，此时李白的行为是道义上对玄宗的尽忠，同时更像是在进行人生的最后一次豪赌，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取胜一定在李白的幻视中反复出现。但永王不是李世民，永王的江陵也不是玄武门，结果，东巡的永王输了，李白也输了。李白以从璘罪被囿于大牢，半年后被判长流夜郎。面对展现在眼前奔赴夜郎的漫漫长途，经历了牢狱之灾，又一无所得一无所有的李白心如死灰，曾经令他无限热爱的远游此时成了畏途，他第一次说出了“平生不下泪，至此泣无穷。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之类的伤心话。
　　
　　好在乾元二年（759年）二月，神州大旱，朝廷因此大赦天下。其时李白已行至巫山，流放的日子已持续一年又三个月矣！但这样的大赦，只是李白占了天旱的便宜，李白的肉身虽然免除了流放的苦楚，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平反，照旧被剥夺着政治权力。即使这样，李白还是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诗句。
　　
　　唉，那时的李隆基也已垂垂老矣。天上的连理枝已经葳蕤成荫，杨玉环的酒杯已为李隆基斟满，在三月的烟花尚未开尽之时，李隆基已病入膏肓。762年四月，玄宗驾崩于长安神龙殿。像是一个约定，在怒放的烟花余焰中，李白嗅到了死亡的气息。李白拼尽一生的力气，准备自己的告别演出。游宣城，南陵，孤儿李白以浪游的方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763年十一月，李白卒于当涂。
　　
　　大唐孤儿的死亡没有在帝国这潭死水上激起一丁点涟漪，只是盛唐的最后一抹断霞散彩，因李隆基和李白的先后辞世被悄悄地抹去。
　　
　　八年后，杜甫将奔赴这场人生的前定约会！